地方文史专家【林树建】：故乡似母亲（温州）
采访对象：林树建 地方文史专家 《浙江学刊》前主编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（以下简称林）
来源：温州商报
专栏主持：金辉 本报记者（以下简称金）
古往今来，远走他乡却又魂牵梦绕故土的游子不计其数。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”等诗句，无不饱含对家的思恋和怀念，也浓缩着不尽的感叹和遗憾。因为，回家的路总是那么遥远。而路上又驮载着风霜雨雪，也洒满了望乡的泪水。
因而，故乡这两个字，无论从嘴里说出来，还是从笔尖上写出来，都很重，很缠绵，如同泥土般沉重浑厚，容易让人眼眶发热，思绪万千。
林树建先生也是这样眷恋故土的。故乡在他的心目中如同母亲，甚至是被放大了的母亲形象。多少年来，他的游子之情总是把故乡牵挂着，总是希望自己一步一步地靠近家乡，即便回不了家乡，哪怕离乡近些，在一个省的范围内也可心满意足。他的学术研究更是以家乡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对象。故乡，真似母亲啊！
林树建1940年9月28日出生于瑞安市上望林东村（今属瑞安市上望街道）一个读书人家庭。曾经在莘塍聚星小学读书。初高中毕业于瑞安中学。1957年，17岁的他考取厦门大学经济系。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《中国经济问题》杂志编辑。1977年，为了回乡，他调到浙江，先参加财政部在杭州编写的《财政经济史》编写组工作。书稿完成后，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研究工作。1980年调《浙江学刊》编辑部，历任责任编辑、副主编、主编。1998年调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，担任《浙江方志》主编。他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委员。2001年退休后，仍坚持浙商及温州文化研究，曾策划出版《浙商名人研究丛书》、《浙商文化研究丛书》等，并任副主编。
长期以来，林树建一直从事中国经济史、经济思想史和地方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。经济史论著主要有《浙江的海外贸易始于东汉》、《唐五代浙江的海外贸易》、《元代浙江的海外贸易》、《元代的浙盐》、《十大古都商业史略》（合著）、《宁波商帮》等。思想史的论著主要有《毛泽东对中国传统财政思想的继承和超越》、《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》（合著）、《永嘉郡城与郭璞思想》、《孙诒让的经济主张及其实践》、《陈傅良与永嘉学派》等。此外，还参与编辑《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》（上、下册）、《虞洽卿研究》、《巴人文集》、《浙江省市县区辉煌二十年》（任副主编）等书。多篇（本）论著获国家级、省级优秀科研成果奖。
林树建在浙江文史界颇有知名度，我熟悉的学者中不少人知道他，称赞他，与他有交往。个中原因与他在省社科院办《浙江学刊》、《浙江方志》有关。由于刊物突出地方特色、注重学术质量，《浙江学刊》、《浙江方志》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人士的赞誉。但在我看来，他对家乡地方文化的关注特别令人感动。
凡在温州召开的大型文史专业研讨会上，时常可见他的身影，比如瑞安黄家五先生、孙诒让、金嵘轩等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上，他提交论文，发表观点，上台演讲，为乡贤献上一瓣心香。
家乡有一座待开采的文化金矿
金：周梦江先生生前说起过您，称赞您对故乡的深情。他说，当年您在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，可是为了离家乡近些，走归方便些，您放弃了优越的工作环境，回到了浙江。以现在的交通条件来看，厦门到温州，和杭州到温州相差不大。您当时真的是这样想的吗？这与您的学术研究方向有关吗？
林：我在大学里读的是经济学，可骨子里爱好的是文学和历史。那是小时候受到老师的影响。我的启蒙学校是上望小学，虽然教室破旧简陋，而教学质量上乘。教语文的吴挺老师（后任老温州大学副校长），给我们讲解《千家诗》等，使我养成了阅读的习惯。瑞安中学时的历史老师马允伦，讲课生动，学生听得入迷。我对历史的痴迷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
在厦大工作顺利，同事关系融洽。《中国经济问题》主编谢佑权教授，更是亲我如子，关怀备至。“文革”中，《中国经济问题》停刊，我没有参加“武斗”，也没有消磨时光，而是关门读书，几乎读完了中文系和历史系本科生所有的课程。特别是厦大里几位文科教师，与我志趣相投，时常凑在一起，啜着铁观音，评古论今，充实了我的文史知识，打开了我的学术视野。
在厦大20年，我阅读了不少温州乡土书籍和文学作品。谢灵运“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”诗句和孙衣言“务求知古如君举，尤喜能文似水心”的联语，使我意识到家乡有一座深层待开采的文化金矿。故乡太有魅力了，于是，决定返乡，为家乡文化研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
《小商品，大市场》首发《浙江学刊》
金：厦大至今在您的脑海中仍留下美好的记忆。我知道，厦大是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的，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。厦大依山傍海，校园风光旖旎，被誉为“中国最美丽的校园之一”。可是，您喜欢的是文史，那当年为何又报考厦大经济系呢？
林：我不是因为校园美丽而去，是一时的心血来潮，说起来可笑。那时我很稚嫩。高考体检时，医生说我患色盲症，不能报考理工医农类专业，当时我蒙了。填报志愿时，我不知所措。突然想起几个月前在学校图书馆里翻阅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。书中理论深奥，我看不懂，译者王亚南的名字却记得牢牢的，非常敬佩他。王亚南是著名经济学家、厦大校长，我便冲着王亚南的名字而填报了厦门大学经济系。我很幸运，不仅考取，毕业后还留校，如愿以偿地分配到王亚南校长一手创办的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。王校长对诸多经济问题都有独特见解，这让我接触到当时最鲜活、最前沿的经济理论思想，并为此后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工作打下坚实基础。
金：1977年您回到浙江。不久便到《浙江学刊》工作。《浙江学刊》是份有份量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，富有地方特色，影响力大，为您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施展才能的平台。作为主编，在您的办刊生涯中，有令人难忘的故事吗？
林：就说一件事。那是1986年春，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到温州作社会调查，浙江省政协指派我陪同费老一起到温州。费老是位著名的社会学家，他在调查中以犀利的眼光，发现了“温州模式”的价值和意义，并以《小商品，大市场》为题，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，高度肯定“温州模式”，并交给我在《浙江学刊》上发表。这篇重量级论文，我以最快的速度签发，并加编者按，刊登在1986年3期《浙江学刊》“温州模式探讨”栏目。费老的学术论文发表在我们刊物，为《浙江学刊》添色不少。同时，也是我们《浙江学刊》为“温州模式”的鼓与呼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费老的论文发表后，引起强烈反响，瑞安市政协向我约稿，要我详尽回忆费老温州之行中发表的一些观点。我撰写了《深入调查，务实求真——记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温州之行》一文。
费老的温州之行，对“温州模式”的成因、特点、意义、弱点及发展趋势，作了深入透彻的分析，给了我们很大的启迪。在这次陪同中，我学习到不少东西，也为家乡经济迅猛发展感到由衷的自豪。
商帮与商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
金：在杭州，意味着您的研究转向家乡“文化金矿”开采的开始，也是您学术生涯中出成果阶段。《宁波商帮》一书应该是您一部重要著作吧？
林：《宁波商帮》是我花费精力最多的一本书。1988年，省政协准备编写《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》一书，向我约稿。为此，我写了题为《“宁波帮”的形成及其特色》的论文。后来。安徽师大校长张海鹏组织编写《中国十大商帮》，邀我撰写《宁波商帮》。1993年完稿后，我对《宁波商帮》又进行了内容的增补，然后成书，2007年6月由黄山书社出版。
在商帮研究中，我对商帮概念的界定、商帮形成的标志，以及宁波商帮形成的时间等问题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。
我认为，商帮与商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商帮，是以地域乡谊为纽带，以会馆、公所、同乡会为联络场所，在外埠结帮经营的工商业者群体。而那些到外埠从事单独、分散经营活动的工商者个体，或凭血缘姻亲关系结伙到外埠从事经营活动的工商业者家族，都不能称商帮。商人个体活动或商人家族从事经营活动，早已有之，而商帮的出现，则在明代。
不少人认为，宁波商帮是鸦片战争之后形成的。1988年我首次提出，宁波人外出经商古已有之，而结成商帮则是明代末年的事。其形成的标志是天启、崇祯年间，宁波商人在北京设立鄞会馆。我的这些观点，现在逐渐被学术界认可。
金：说起宁波商帮，我们温州人都敬佩他们，宁波商人是做大生意的，如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，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，都是宁波商人所创办。在温州历史上，尤其是民国时期，宁波商人也曾经来到温州，经营各种行业，为温州经济发展作出贡献，您在研究中有发现宁波商人在温州的踪迹吗？
林：宁波民性通脱，素善经商、行贩坐贾遍及全国，乃至海外各地。在《宁波商帮》中，我特意增补了“宁波商帮在温州”一节，论述他们在温州经营情况。
温州乃浙南重镇，商业繁盛，当然吸引宁波商帮来温经营。据我所知，清嘉庆年间，宁波商帮已在温州创立四明公所。特别是清末民初，在温州经商的宁波籍商人甚多，且业务发达。他们大多聚居在大南门外花柳塘、虞师里一带。19世纪末，旅居温州的宁波商人还曾成立温州宁波会馆。温州多家老字号名店，如裕大南北货行、五味和副食品商店、叶同仁中药店、秦三泰铜锡店、郑生记菜馆、广和酱园等，都是宁波帮商人开设的。他们的商业经营，对温州经济繁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为家乡地方志编修特别留意
金：您曾经在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过，还担任《浙江方志》主编。治天下者以史为鉴，治郡国者以志为鉴。地方志是资料性的地情实录和地方性的百科全书，编纂人员必须具有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字功底，这正可发挥您的专长。能告诉我，您为家乡地方志编修做了哪些事吗？
林：读家乡的志书，对于我来说格外亲切，特别关注。我曾经参加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志》的编辑工作，对志稿进行了认真的审订、修改和加工。不知怎么的，我对温州籍学者的科研成果，更是特别的留意，惟恐遗漏。我想，这是一份家乡的情愫吧。
我有幸参加《瑞安市志》、《永嘉县志》、《龙湾区志》的审稿会，会前都认真审读，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。有的志稿，追溯事物发端，要引用古籍记载史料，我都认真设法查阅原书的出处，以纠正志稿的失误，尽可能减少差错。去年，新一轮《温州市志》又开始编修，我仍期待着这部志稿。
说实在的，审读家乡志稿仿佛漫步在家乡的历史隧道里，心理得到了充分的满足，有一种愉悦感。同时，增加了对家乡的了解。不要说，这是审稿，是回家啊！我要感谢家乡。
金：应该感谢的是您。您帮助家乡做事，但您从中得到了满足，这是难能可贵的境界。趁此机会，请您为家乡的文化建设提点宝贵意见或建议？
林：这些年，家乡重视文化建设，每次返乡参加家乡的学术活动，我都有这样的新发现。你问我有何建议，我想到了瑞安西山上的施昕更先生墓地。
良渚文化是我国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，良渚遗址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块圣地。1959年夏鼐先生将这种新石器晚期文化，命名为良渚文化。而最早发现良渚文化遗址的人，是余杭人施昕更。他为杭州西湖博物馆绘图员，于1936年发现良渚文化遗址，1938年西湖博物馆内迁到丽水松阳，他到瑞安任抗日自卫会秘书。起早贪黑地操劳，让他患上了猩红热并发腹膜炎，由于缺医短药，1939年5月29日，病逝在瑞安县医院，年仅28岁，安葬在城关西山。
这样一位历史人物，也是瑞安的文化遗产，有重要的文物价值，所以我建议要保护修葺他的墓地。前不久，经良渚文化研究专家林华东教授介绍，我结识了施昕更的嫡孙施时英，他打算到瑞安寻找祖父的墓地，我准备陪同他一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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